书》为了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，就将曹嵩之死的责任推到陶谦头上，以便使曹操“师出有名”。
黄仁宇先生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强调，我国的传统是道德高于一切，以道德代替法律，因此许多残酷的事，如果以道德的名义去施行，就能相对合理。比如曹操在徐州屠城，如果说是为父报仇，就可以得到很多脑残粉的同情。《后汉书·应劭传》甚至将曹嵩被杀的时间，放到曹操第一次攻打徐州之后，似乎这样也就一并解答了陶谦为什么要杀曹嵩的问题——陶谦被曹操打了一顿，想报仇雪恨，杀不了曹操就杀了曹操他爹。
因为有这一层深意，所以《三国志》与《后汉书》中关于陶谦和曹嵩之死的记载，可信度并不高，反倒是孙吴官方修的《吴书》旁观者清。孙吴政权与陶谦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冲突，早年孙坚与陶谦虽然结盟都站在袁术阵营，但后来到孙策时期，孙策又与陶谦翻脸。因此，《吴书》也没有为了褒美陶谦而歪曲事实的必要，相对来说记载更为真实可信。
再次，只要是造假，就一定有破绽，只要我们细心观察、认真分析，是可以找出造假的证据的。
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的《陶谦传》都有相似的自相矛盾之处，是刻意向陶谦身上泼脏水的直接证据。
这些自相矛盾之处，都是为了说明陶谦如何如何亲近小人、疏远君子。其中最为滑稽的一条是，陶谦疏远名士琅琊人赵昱，所以就举荐他为茂才，让他做了广陵太守（广陵太守琅琊赵昱，徐方名士也，以忠直见疏）。
我们可以想一想，陶谦把整个徐州一年只有一个的茂才名额给了赵昱，还让赵昱担任广陵太守这样重要的高级地方长官，能算是疏远君子吗？如果算是，那么后来曹操让陈登担任广陵太守，难道也是疏远君子？在徐州任上，陶谦前后选拔了陈登、麋竺等人作为高级官员，陈登、麋竺是世人公认也是《三国志》作者承认的正直君子，这是重用君子，还是疏远君子？
识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好领导也难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领导用了几个小人就草率地否定他的为人。
比如，即使陶谦用了笮融、曹宏等几个小人，也只能说他既用了君子也用了小人，有失察之过，并不能证明他专门亲近和重用小人。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只记载陶谦用了小人，不记载他同时也用了君子，很明显是选择性失明。
除了当事人的证词自相矛盾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听听旁观者的意见。旁观者就是当时的人民群众，虽然他们已经不能开口陈述证词了，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看出他们的意见。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从遭受战乱的其他地方拖家带口来到徐州过日子（流民多归之）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如果陶谦不是个好干部，徐州治理得不好，那么为什么群众偏偏要从大老远的动乱地方跑到徐州避难，这不是饮鸩止渴，只求速死吗？
这样综合分析，相信历史真相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
根据对史料的筛选分析，我们可以还原一下曹嵩之死的真相：
罪魁祸首叫张闿，是陶谦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（都尉）。有一天，张闿无比激动地见到了钱。按理说张闿是国家中级干部，工资水平不低，见到一点钱也没有什么好激动的，令张闿激动的是钱的数量——足足装了一百多辆大车！
张闿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他在心里大致估算了一下，别说一辈子，就是十辈子，也赚不了一车，何况眼前有一百多车，那够多少辈子赚的？张闿数学不好算不清楚，他只知道心里痒痒得难受。虽然那钱是有主的，但张闿最终禁不起诱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带领手下的士兵们制造了东汉末年一桩骇人听闻的杀人抢劫案。之后，张闿带着赃物跑到淮南逍遥去了。
这是人为财死、钱能招祸的一个鲜明例证。
张闿逍遥去了，他的上司陶谦却逍遥不起来，大祸临头了。
因为受害人不是一般人，是曹操他爹。
真假陶谦(2/2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